《蜗居》是指向现实的一根刺，揭示出“房子对于一代人情感价值系统无情有恨的摧毁。”随着电视剧的热播，《蜗居》成为众多网络论坛讨论区的热门话题。《蜗居》为什么这样火?作家肖复兴撰文称，《蜗居》是指向现实的一根刺，揭示出“房子对于一代人情感价值系统无情有恨的摧毁”。电视剧里来自内陆小城的郭海萍、郭海藻姐妹，考上了沿海大都市“江州”的重点大学，毕业后梦想在此地买房扎根。海萍夫妇5年来租住在一间10来平方米大小的房子里，女儿意外降生，房子问题变得迫切，但房价日日攀高，他们的薪水却并不见涨。为凑首付，海萍提出向双方父母借钱，丈夫难以启齿，无奈之下借了高利贷，引发婚姻危机。房价的压迫，导致夫妻间为一块钱都大起争执。

　　房子，幸福的代价

　　某网站发起了一项“幸福与房子关联”的投票，吸引了36万名网友，结果显示，八成人认为幸福与房子有关，其中69.9%的人认为幸福的家庭一定该有一套房。世纪佳缘婚恋网站负责人龚海燕告诉记者，尽管在该网登记的女性征婚者，只有37%明确提出“有房”是她们寻找结婚对象的必要条件，但在实际的服务中，她发现介意对方有没有房产的女性比例远远高过这个数值。“有些人担心将房子作为条件列在自己的内心独白里，会引起男性的反感，但其实她们对这一点非常看重。如果90%的年轻人都有信心能够买得起房子，那么情况会大不一样，正是因为现实是只有10%的人买得起房，房子才会被看做一个人能力、素养的重要考量标准，其实这中间并没有必然关联，很多人的房子也是父母掏钱买的。”

　　无奈做蚁族

　　以往在电视剧中出现的“重点大学毕业生”形象，往往是意气风发、职场得意，比如《我的青春谁做主》里的赵青楚、高齐。而《蜗居》里海萍夫妇却是经济困窘、前途茫然，所学专业在现实中无法对口，为寻找立锥之地不得不削尖脑袋。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青年教师廉思及他的团队，历时两年，对北京市唐家岭、小月河、马连洼等多个大学毕业生聚居村进行了调研，提出了“蚁族”的概念，比喻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。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的“蚁族”，他们受过高等教育，毕业后月收入平均为1956元，面对北京高昂的房租，只能选择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聚居村，有时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里同时居住四个男人和一对情侣。某种程度上，《蜗居》里的海萍像是蚁族的代言。

　　廉思告诉记者，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大部分来自农村、县城，是名副其实的“穷二代”，他们勤奋苦读考上大学，背负着家庭很高的期望，但是目睹同学中的“富二代”、“官二代”毕业后轻易获得好职位，买房买车，自己却从村到村(农村到聚居村)，求职艰难，“他们对贫富差距、社会不公的感受是跟其他群体不一样的”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则说:“社会心理学认为，当一个人实际得到的远低于其期待得到的时候，就会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。大学生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降低，使大学生这个群体普遍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相对剥夺感。相对剥夺感与绝对剥夺感一样，也会使人产生挫折与愤怒。在一定的环境暗示下，有些人会把这种挫折、愤怒转变成侵犯，直接冲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。”

　　廉思还表达了对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困惑:“蚁族们有梦想，他们为自己的梦想奋斗打拼，只是这些梦想的表述形式可能是:五年内有房有车。有人批评说这一代青年太物质，可是这样的价值观却是现实真真切切教给他们的。教育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。”

　　1980年，改革开放之初，《青年》曾刊登一篇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《人生的路呵，怎么越走越窄》，引发了一场有关社会伦理与人生观的全国性讨论。廉思惊讶地发现，在他与蚁族的接触里，这些出生于1980年后、成长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青年人，很多也不约而同发出了相似的感慨:人生的路，为何越走越窄?